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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由活动照相术和幻灯放映术结合发展起来的一种连续的影像画面，是一门视觉和听觉的现代艺术，也是一门可以容纳戏剧、摄影、绘画、动画、音乐、舞蹈、文字、雕塑、建筑等多种艺术的现代科技与艺术的综合体。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改革开放论文1500字范文四篇,欢迎品鉴!
改革开放论文1500字篇1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9）03-0011-06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一、三起三落的经历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二、40年的进程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通过改革，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说实现了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发展。这种“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3]（P797-798）这种变更最先在分配领域找到了突破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初，社会舆论异口同声，要求破除“铁饭碗”“大锅饭”“平均主义”。对于亿万农民兄弟来说，他们更是吃够了这种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苦头。他们深切感到，“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这是他们最为喜欢的生产经营方式。但是，这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要“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即使“剩下全是自己的”也是按劳分配原则的体现。这也说明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并非改旗易帜。一旦因劳动生产率提高有了剩余，他们要通过“卖”加以处理。在当时城市副食品供应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必然有人来“买”，这样就必然形成“买卖关系”——买卖关系的总和叫市场。既然如此，工业品和劳务也必须具有商品性质。这样一来，改革就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农村，必然要发展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改革在农村取得的初步成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从事商品生产的“专业户”和“个体户”，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诞生了一大批按市场机制运行的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中外合作的“三资”企业。这一切形成了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巨大力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有了这个转轨，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雏形，促进了各项事业的繁荣，使中国日益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改革的历史地位也由此凸显：这是我们党领导的一场新的革命。 三、全面深化的方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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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论文1500字篇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177（2019）02-0016-03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1第一阶段：1984年末至1993年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杨伟认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论战的广阔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列主义文化观，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是其主要特点。[1]蔡四桂指出毛泽东深刻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特点、明确地提出了对待中西文化的基本方针、形成了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中西文化观。[2]汪澍白在《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演变》一文中，对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的演变进行了一番探讨。陈增辉对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探索，指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是在运用中西文化中的精华正确回答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产生。[3]黎永寿认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综合了当时先进人们文化观的时代特色、时代局限和毛泽东本人的个性特征，作者进一步指出五四时期毛泽东文化观本质上是中西文化比较观，破旧出新是其特点。[4]田彤认为青年毛泽东经过中西文化熏陶，逐渐形成马克主义文化观基础。[5]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时期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以段书勤、牟岱、张文联和王炯华最为典型。段书勤指出毛泽东文化观核心特色是批判继承和吸收中西文化精华，发挥其为人民服务的作用。[6]牟岱认为毛泽东的文化观因时不同，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文化观的特点，最终指出毛泽东文化观的四个特征即鲜明的党性和科学性、民族性、大众性、开放性。张文联、王炯华认为毛泽东文化思想思维独特，实际化思维特色、群众化思维特色、政治化思维特色、形象化思维特色贯穿毛泽东文化观始终。[8]
2第二阶段：1994年后期至1999年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梁念琼认为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体现在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并重、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统一、人民主体论特征、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等六个方面。[9]王海梅认为毛泽东文化观具有民族性、民主性、实践性、继承性。[10]陈志杰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明显地具备双重色彩，既有中学的传统又有西学的印记，而西学占据主流。[11]杜艳华从不同角度出发，指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具有开放精神、广采博取的精神、创新精神。[12]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在这一时期，孙铭有对毛泽东的文化学思想进行了讨论，作者指出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毛泽东文化学思想的基本构成，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毛泽东文化学思想体系。[15]李建英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结构进行了探讨，论述了毛泽东文化思想结构的形成及特点，指出毛泽东文化思想结构具有兼容性，结合了中西文化中的精华和马克思主义，并指出毛泽东文化思想以政治为主体，重视人的意志力。[16]
3第三阶段：21世纪以来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关于李大钊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影响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文化思想及其所展现的先进性对毛泽东影响深刻，且成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丰富思想源泉。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吸收了李大钊文化思想的东方文化观、西方文化观、文化发展观的认同和吸收。[19]杜艳华则认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内容与李大钊文化思想表现了诸多的联系与一致性，李大钊对毛泽东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使毛泽东在中西文化问题上能超越近代思想家康、梁、严复等人，并迅速走向科学的重要原因。[20]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对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做了初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黄卫星、李彬将葛兰西与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进行比较，认为葛兰西和毛泽东有关文化领导权的思考与论述颇多相同或相通之处，比如双方都重视精神的力量、文化领导权的意义优于政治和经济的统治等一般原则。[21]郑祥福和范虹邑进一步分析了葛兰西“阵地战”策略与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针，认为毛泽东的方针更具实践性和现实性。张士海提出毛泽东虽未明确提出“文化领导权”的命题，但在其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领导权思想。[23]作者深刻分析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战略地位、理论维度、实践维度等方面，认为对当前我国文化领导权建设具有深刻的意义。李雅兴、韩贤胜探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毛泽东文化领导权形成的关键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加强文化领导权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24] 3.3从微观入手对毛泽东文化观进行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對毛泽东民族文化观进行研究最为典型的代表是严考亮，严考亮从民俗文化的视角研究毛泽东民俗文化观，对毛泽东民俗文化观形成的社会历史环境、特点与独特性进行了探讨分析，作者认为毛泽东民俗文化观是毛泽东对民俗文化进行社会实践和理论思考的结果，具有实践性、批判性和应用性等特点。严考亮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对毛泽东民俗文化观的现实启示进行探析，他指出要正面教育和引导传统信仰习俗、注重人文关怀、积极传承优秀传统习俗文化。[26]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行政价值观的界定、民主行政本质的定义以及民主行政的一系列运作原则和方法，指出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主行政文化观，对于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7]吴燕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进行分析，阐述了毛泽东法制思想的要点和党的法制方针以及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探讨了毛泽东法制文化观对当今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周直对毛泽东革命文化观进行了探析，分析了毛泽东革命文化观的内涵、特点，论述了其发展历程，对毛泽东的革命文化观进行了反思，提出在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下，毛泽东革命文化观仍然有着警示作用。
除以上学者外，还有学者从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文化创新思想、文化批判思想、文化政策思想等角度进行分析。譬如潘娜从建构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视角出发对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进行分析，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指出传承和发扬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要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强化法律和制度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亓娇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大众化理论，指出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是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杨成敏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创新思想，指出文化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3.4毛泽东文化观与当代
这一时期学术界渐重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这一时期主要代表有康渝生、孙宏健等人。康渝生认为梳理毛泽东有关文化问题的理论建树，透视浸润于其中的致思理路，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毛泽东文化观的精髓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33]孙泽学在分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时提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应与经济、政治发展相适应、新文化建设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等思想，为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孙宏健在分析毛泽东文化观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文化观关于文化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积极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及相关问题探讨深刻而广泛，研究成绩斐然，但还有一些研究薄弱环节需加强。笔者认为纵观目前研究成果，一是对于现实价值还需深刻探析，深入把握，深入挖掘毛泽东文化观对现代文化建设以及文化自信建设的现实价值;二是笔者发现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影响论述欠缺，有待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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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论文1500字篇3
改革开放实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怎样理解改革开放也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弄清这些问题，对全面认识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民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导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但它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不是否定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实现了目的和效果的高度统一，就在于我们既坚定不移的进行改革开放，有坚定不移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决排除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干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30多年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新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毛概论文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是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行的，要发达起来，必须对外开放。实行对外开放也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需要。实行对外开放要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我们始终要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立足点，把增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原则。
公元197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这关键的一年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生死攸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奠定了随后三十年间中国国力的持续快速发展，使中国真正的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帽子，开始大步流星的走上了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从1978到2008，三十年间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在日新月异的改革变化中不断发展，不断惊奇。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话题，我相信我的父辈们会有更加细腻、更加生动的体会和感触;对于我——一名90后的大学生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留给我们的印象和震撼又是什么?作为一名大学生，对于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知难免片面、肤浅，而对于“改革开放”我们又缺乏宏观的理解和直观的接触，三十年间的历史，对于我们只是浮光掠影的画面，只是教科书中严谨而沉默的叙述。这三十年，究竟是怎样的三十年呢?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首先是思想解放的三十年。正是得益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领导，三十年来国人才从““””期间的保守、落后、偏执的心态变得开明、积极、宽容，为“大国”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一切的改革，首先必须自思想始。正缘于此，从1978年伊始，我党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不断的引进、学习、消化世界范围内一切有益的、积极的意识形态，坚持与时代同步、与世界接轨，因地制宜取长补短，用这些先进理念指引我们的改革，才彻底搞活了计划体制下日益困窘的局面，这才有了三十年间的快速发展。
三十年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成功、获胜、腾飞的法宝，是我们社会和谐、民众安宁的根本保证。30年的风雨兼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沧桑巨变，铸就了华夏儿女近百
年的富强梦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就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永往高攀的历史缩影。
细细的翻阅这段时光，常常忍不住叹息：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民族啊!三十年的时间创造了多少奇迹，留给世人几多感慨、几多震撼?我们默默奉献着的先辈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代人?感慨于我们这一辈人的无知与狂妄，深深叹息，然后又是莫名的期待：对于我们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个和父辈共同的话题，一个打破代沟天堑的良好契机。无论怎样，围绕着这个令我们骄傲的话题，我们应该有共同的自豪和心声吧?
就这次的汶川大地震而谈：汶川强地震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一场抗罕见震救灾斗争正在有序、有力、有效地展开。透视这场抗震救灾斗争取得的明显阶段性成效，我们深切感受到，科学发展观的有力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突出优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物质保证，民族凝聚力不断提升的强大力量，这一切都为夺取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抗震救灾斗争的检验，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而对人生命的尊重则是以人为本理念的最根本最基础的内涵。地震发生后，党中央迅即指示“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生命安全”，胡锦涛先后3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并于5月16日亲临灾区，慰问干部群众，看望一线官兵、公安民警和医护人员;温家宝第一时间奔赴灾区，迅速果断高效地指挥抗震救灾，树立了敬民亲民爱民的良好形象，彰显了以人为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为夺取抗震救灾胜利提供了根本保障。
务实高效的政治优势。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之所以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夺取一次又一次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政治优势。比如，强大的动员能力，快速的反应能力，高度统一的组织能力，科学有序的协调能力。地震爆发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时到位、有力指挥，各级抗震救灾组织迅速成立展开工作，应急预案立即启动实施，人民军队快速全面介入，各级各部门通力协作，社会各界大力支援。
日渐雄厚的物质基础。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最显著成就。这给我们今天抗震救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地震发生以来，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抗震救灾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各界捐款捐物的热情不断高涨。想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30年来综合国力的增强，没有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面对这场国难，我们很难想像会是什么局面。
不断提升的国民素质。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检验着政府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应对能力，也考验着国民素质。地震虽然震垮了房屋、桥梁和道路，但同时也凝聚了民众的爱心、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在抗震救灾中，我们收获了太多感动。全国人民与灾区群众的心连心，以各种方式为受灾群众献策出力、祝福祈祷，都凸现了人性的回归、社会责任感的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提高。
百折不挠的民族意志力。面对每一次灾难，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凭着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和攻无不克的英雄气概，都能一次次战胜灾害，重建美好家园。英勇的人民子弟兵和全国各地救援队克服灾区路不通、电不通、水不通、通讯中断等种种困难，不分白天黑夜与风雨搏斗，与死神抗争，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接力，靠手挖肩扛，硬是从一堆堆泥瓦砂石中，从一堆堆废墟中救出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在共同抗击自然灾害中凝聚起来的这种钢铁般的意志，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13亿中国人民的心中，涵蕴着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预示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前途和希望.
改革开放论文1500字篇4
摘要：本文主题是论述改革开放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意义。第一，改革开放使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第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找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途径;第三，改革开放注重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给社会主义制度注入了活力，全面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
关键词：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制度创新;理论创新
从1978年十一届三种全会开始,改革开放谱写了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变革实践顶住了苏东剧变所带来的冲击，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初步改变了中国的穷困面貌，使社会主义理念放射出更加迷人的光彩。回顾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更加坚定我们沿着改革开放之路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的信心。
一， 改革开放是一场思想解放的革命，使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回顾历史，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最大的问题，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是用实践去丰富、发展理论，而是用理论来剪裁现实。因而在左倾思潮影响下，我们的实践越来越脱离了世界发展潮流。
粉碎“_”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过去社会主义的实践进行了深入反思后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横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为了冲破禁锢打开局面，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是实事求是，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广大干部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了出来，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最大的收获，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革命过程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对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邓小平进行了不懈地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以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为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指示了方向，使社会主义的实践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二， 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途径的伟大探索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摆在全党面前的首要课题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完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使命。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设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85年10月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就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是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发展，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更进一步提出计划和市场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社会制度没有关系，从根本上解除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束缚。因而党的十四大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为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找到了突破口。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增长近10%的奇迹，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和外汇储备大国。人均4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正是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实践释放了经济活力，因而发展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后提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因此，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他提出坚定不移地搞对外开放，是我们一项长期的政策。在他的推动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等多种形式向世界开放，特别是本世纪初加入WTO使中国经济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潮流，对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是改革开放，完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途径的探索，引导中国经济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
三， 改革开放，体制创新，理论创新，给社会主义制度注入了活力,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当我们在反思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时，不难认识到，除了经济上没能建立起有效的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外，最大的败笔就是发生了““””。这场浩劫充分暴露了我们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首先是人治重于法治。以党代法、以言代法是酿成十年内乱的主要原因。
小平同志深刻认识到存在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问题，他指出：“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作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制度问题首先是法制问题，即领导制度中缺乏法律规范，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不是办事有法律根据而是随心所欲。因此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制度建设，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改变而改变。”这场制度创新的重点是加强法制建设。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更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使这场制度创新的变革更具有十分长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