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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治党，还必须严肃党纪，坚决惩治腐败。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们党与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锦集3篇),欢迎品鉴!
2022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1
今年的春节，受新型冠状病毒引发肺炎疫情的影响，上至封城、下至封村，大家都被迫宅在家里。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诸如疫情严重的地区医疗资源、生活物资匮乏;经济受挫，特别是服务业、旅游业受损巨大;许多人有家不能回，或者宅在家里出不来……疫情的背后，引发了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首先，我们应当呵护自然。
我看过一幅漫画，一块木板置于一座山峰的峰头上，木板的两端分别是一只熊和一个带枪的猎人，左边的熊露出了锋利的牙齿，举起了熊爪，想要攻击猎人。而右边的猎人正拿着猎枪瞄准了熊，看似胜券在握。
实际上，我们发现，其实他们谁也离不开谁，他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无论谁受伤害，另一方都将失去平衡从而掉入万丈深渊，双方只有都相安无事，才是最好的结局。这种平衡，也是人与自然应该追求的平衡。
作为人类，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可以吃的，能吃的何止千万?像极了漫画中的猎人，完全是胜券在握，似乎可以为所欲为。但是，请记住一句话：存在的便是合理的，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存在多年，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我们要寻找的是一种共生的环境，是一种平衡，而不是对它们痛下杀手!“枪“响之后，没有赢家。
中国文化中凝聚着很多平衡的智慧，就连《孙子兵法》这样专门论述战争的经典，最高境界也是一句追求平衡、和谐的话——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什么意思?就是说即便胜券在握，每一场战争都是胜利的也不是最好的结果，能够做到不战就给对方威胁，两者相安无事才是最高的境界。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也应该成为人类在面对野生动物时的信条，成为人与自然，或者说人与野生动物共同生活的智慧。
其次，我们应该敬畏自然。
我们来细数一下那些从动物身上的病毒逐步演变成人类的灾难的真实案例。
艾滋病：艾滋病病原可能源于非洲灵长类，最近美国科学杂志指出，黑猩猩通过捕食红冠白脸猴和大疣鼻猴而分别感染了两种猴免疫缺陷病毒(简称SIV)。这两种病毒再在黑猩猩体内发生重组，产生新的SIV，人类在猎食黑猩猩的过程中感染了SIV病毒，而造成现在全球流行的 HIV-I病毒，即艾滋病毒。在马来西亚流行的“尼巴”病毒，就是人们为了多养猪而乱砍滥伐森林，结果由携带尼巴病毒的果蝠粪便污染猪饲料，而使猪患病，然后再由病猪传染给人 。
汉卓病毒：澳大利亚出现的汉卓病毒，同样是由于人们在这里伐木建养马场，由果蝠粪便污染马饲料，马发病后传染给人 。
埃博拉出血热：在刚果和苏丹南部交界处埃博拉河流域流行的埃博拉出血热与当地人喜欢生吃大猩猩、猴子等灵长类的肉有关 。
猴痘病毒：2003年6月，当我国的SARS病情刚刚缓解时，美国传来了由猴痘病毒引起猴痘暴发流行的消息。猴痘又称猴天花，是一种人兽共患病，可通过病人、疫畜的体液传播 。
黑格尔曾说：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我们很自然的联想到最近同样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澳大利亚山火持续近五个月，5200万哺乳动物，6200万鸟类，3.89亿爬行动物，在这场大火中丧生。东非蝗灾爆发，饥肠辘辘的沙漠蝗虫入侵了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规模和破坏力史无前例，整个东非恐深陷蝗虫危机。西班牙暴雪突袭，汽车只能在“雪墙”之间通行，社会只能停课停工。美国爆发40年来最致命流感，已有6600人死亡……
这些案例无一不是在告诉我们，人应当对自然保持敬畏，敬畏自然，实际上也是在敬畏人类自己。
最后，我们应该感恩自然。
我们知道，人类的衣食住行与自然密切相关，如穿的羽绒服、皮大衣，吃的猪肉、牛肉，用的木质家具，坐的木船等，都是自然给予我们的。外出旅游,所面对的历史悠久的大足石刻、风景优美的西湖，都是自然的杰作。大自然每时每刻都在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资源，给予人类无限的美好。人类并没有感恩自然，反而在不断破坏自然。在《大自然在说话》中，自然母亲说：“你们的行为决定你们的命运，不是我的。我是大自然，我将继续存在，我随时都在进化，而你们呢?“人类天真地以为自己是食物链的顶端。但是，没有底端的资源提供，什么都不是。
幸运的是，人类渐渐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弥补，例如：支付宝上的蚂蚁森林，目前已经在荒漠化地区种植树木超过1亿棵;长江从今年开始禁渔10年;许多国家开始禁止使用某些塑料产品和一次性产品等。人类与自然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人类则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本就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或许这些举措相比于人类已经破坏的大自然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补偿，但“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蝴蝶扇动一次翅膀，可能远处会引发一起海啸。做出一件节约资源的小事，可能会降低一种动物灭绝的可能性。聚沙成塔，积少成多，点滴努力不断的累计，终将汇流成河，一齐流向人与自然和谐的大海。
“起初，没有人在意一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呵护自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寻找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我们每个人当为此尽自己绵薄之力。
2022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2
“三农”作为一个概念是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
2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及出版《我向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20***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中。
中国有9亿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13。所以说，“三农”问题，是一个关系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关键词】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
【正文】
一、农业问题
第一、关于增加农业投入。
增加农业投入这个政策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有效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值得重新讨论。这个政策安排的出发点，仍然是把当前复杂的农村体制矛盾问题看作是农业生产问题。从80年代后期以来在农村政策的思路问题上，对所谓加强“农业投入”就长期存在不同意见。因为，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这个政策瞄准的目标并不是合适的。并且，客观上导致从90年代以来，农业的成本每年上涨10%，农业主产品生产的真实成本、亦即“地板价格”，长期在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天花板价格”上运行.
第二、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从目前情况看，有很多地方包括农业部科技司都说农业增加值中科技进步的贡献超过40%，也就是说农业增产主要是科技投入的结果。人们都认为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另一方面，农业人均产值、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并不同步增加，科技投入与农业产出的关系似乎并不对应为正值。我们知道科技投入也意味着服务成本，最近三年的服务成本每年上涨超过9%。所以，近几年农民收入下降，一定程度上和服务成本上涨有直接关系。
二、 农村的真问题在哪里?
根据一项直接入户调查的数据表明，最近三年，无论东部、西部还是中部，所有家庭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已经是负值。东部因为是资本密集地区，一部分转移收益相对维持了农村稳定，而中西部地区没有这种条件，出现大量的农民撂荒，实际上意
味着农民破产。所以，最近才有各种反映，无论是社会学界的陆学义老先生、还是湖北的镇党委书记，都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经济学角度看，危险就在于农业投入产出多年为负值。所以我从1998年就发表文章说农业到了不可维持、农村经济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而我们现在的某些政策似乎在加剧这种不可维持的问题。
从现行政策比较看，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收入连续出现4年的增长速度下降，所对应采取的政策，几乎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出现黄金增长并且拉动国民经济增长那段政策如出一辙，政策手段真的是一样的，唯独结果相反。
1979—1982年，国家出台了连续调整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农业主产品价格调整幅度上涨了49%，同期大规模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接着落实20***年不变。这两项政策在90年代中期重演，从1994—1996年，也是连续3年农业基本产品价格上调105%，比上次增加了一倍;同期我们大规模落实30年不变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那次价格调整和体制调整双管齐下，造成了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这次双管齐下造成的结果如何?我怎么想慎重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绘这种现象。总之，同样的政策手段在不同的时代使用，效果的差别是比较明显的。
三、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一、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国民待遇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二、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
三、政府措施
国务院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另外，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的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认为，解决三农问题，不应该让大量的农民进城，而应该将农产品加工厂放到农村去，让农产品附加值留在农村，要让农村有更多的力量来解决教育和福利的问题。
他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当仍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特色中寻求答案。虽然汉代农业已是遥远的过去，古为今用，汉代农业发展的各项特征，仍可为今人之借鉴。第一，公私单位应该为农业提供现代的科技，使农业生产得生物科技之赐，致力发展有价值的经济作物。第二，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乡土重建的方案，在于农业为工业配套。近年来，大陆农村也不断尝试建立农村工业，然而绩效未彰。第三，公私有企业及学术单位，均须不断提供市场资讯作为农民决策的依据，应使农民不致有“赚一次，亏三年”的痛苦。第四，国家必须注意建设农村交通设施及建立供销网络，使农产品迅速进入市场。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近些年，国家对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农村会越来越好，农民生活也会更加幸福，中国也会由农业大国转变成农业强国。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意义
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
其次，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如果没有农民对社会稳定的大力支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只能是空中楼阁。如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最后，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需要。党的***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目标。对照这个目标，最大的差距在农村;实现这个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
【参考文献】
《农业社会学》 朱启臻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
《我向说实话》 李昌平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20***
《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三十年》 *** 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20***
《农业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 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1981-20*** 《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 何增科, 周凡 主编 重庆出版社,20***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冯海发 著 新华出版社,20***
《农业循环经济模式与途径》 叶堂林 著 新华出版社,20***
2022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3
《依法治国方略探析》
摘 要：依法治国是我们党的治国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主要从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宪法至上的原则、走出人亡政息的周期律等方面对依法治国方略进行探析。
关键词：依法治国;宪法;民主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8-0239-02
依法治国是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治国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本文主要谈以下几个问题：依法治国必须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必须执行宪法至上的原则;走出人亡政息的周期律。
一、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什么是执政党?在国外，执政党是相对于在野党而言的;在我们国家是相对于革命党而言的。我们共产党是执政党，没有在野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
这里面有一个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问题，前几年，理论界对此有过热烈讨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力是没有疑问的，28年革命取得成功。执政能力如何?现在仍然接受实践的考验。
革命时期一般不需要的东西，在执政期间都要出现。在革命时期，是正义原则高于法律的原则，如旧政权有法律保障地主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资本家拥有资产的所有权、外国资本家拥有资产的所有权。但是革命成功了，都给他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外国资本家的土地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在战场上消灭敌人越多越好，没有人说革命战士是犯了杀人罪。这些，都是正义的原则高于法律的原则。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二天就应该奉行法律至上的原则。
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做得更好，长时间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如用战争中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经济建设，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党内斗争;在党内、人民内部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采取非法律的方法，如群众专政、打砸抢抄抓等等，无法无天。在“三反”、“五反”、“反右派”、““””中这类事情很多。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罢免，国家领导人才能下台。人大代表必须罢免之后才能逮捕。当时对待刘少奇完全是革命党的做法。
1966年8月7日，毛泽东在““””前夕给江青的信中忧心忡忡地说：“我准备跌得粉碎的，将来有可能腥风血雨。”他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执政党的领导人下台依然是很安全的，根本不能跌得粉碎，人民群众不可能经历腥风血雨。
邓小平在1978年之后，逐渐改变了一系列非法律的做法，不再搞群众运动，审判“_”也是通过法律，特别法庭进行审判“_”，没有拉出去关在秦城监狱，或枪毙了事。邓小平把法治放在正义之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出现一个转折点。
江泽民把法制改成法治，依法治国。胡锦涛、在上任后的第一次政治局学习的内容就是学习宪法。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宪法的范围内进行执政和活动，表明自己是执政党，中国出现长治久安应该不成问题。
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必须充分建设党内民主，实现人民民主，实现国家政治民主化。这既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又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二、宪法至上原则
宪法是国家大法，是维护人民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各个国家都有宪法法院，维护宪法的权威性和至高无上的地位。
首先，宪法是公民自由的保障，是公民权利的源泉。凡是共和国都需要宪法作保障;宪法是政党执政之根基，是政党取得和行使国家权力之源泉。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实行依法治国，同样离不开宪法。国家的灾难都是从违宪开始。宪法一旦遭到破坏，其他一切法律不在话下，整个国家就会动荡不安。依照宪法办事是依法治国的根本。维护宪法的权威性，党的活动必须在宪法容许的范围内进行。
宪法从根本原则、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上全面规范了法治国家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规范了个人和组织的根本活动准则，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作为根本法和母法，还是其他立法活动的最高法律依据，任何法律、法规必须遵循宪法而产生，无论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秩序，还是规范经济秩序，都不能违背宪法的基本准则。这是宪法至上的根本所在。
其次，宪法是制约政府的法律。在现代社会，任何公民都是宪政下的公民，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剥夺公民依据宪法所享有的权利，政府也必须通过国家权力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公民可以依据宪法防范行政机关滥用国家权力可能产生的不法侵犯。行政机关如果不依法行政，公民权利受到侵害后提起行政诉讼的基本依据，就是公民所拥有的宪法权利。这是宪政文明和宪法至上的又一重要体现。在宪法权利和义务面前，每个人生而平等，每个公民都有追求权利的自由，都应该为享有宪法权利而奋斗。倡导宪法至上，才能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宪法至上是人民主权的体现。人民主权，也称主权在民，其理论核心是关于国家主权的来源和归属问题。最早系统的提出人民主权理论的人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他在《社会契约论》中运用自然法学说阐述了国家是由自由的人们以平等的资格订立契约形成的。人民在国家中是自由的，并且由人民掌握国家权力。
再次，宪法至上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革：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一是从人治向法治转变。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法治也就是法的统治。第一，完备的法律体系是法治的基础。由于宪法是“母法”，是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一切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行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因此，宪法的至上权威是为实现法治创造条件的关键环节。第二，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它为根本的行为准则，任何法律法规都不能与之相抵触。但如果宪法没有应有的权威，那么不仅有关机关、组织和个人很可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而且也势必出现违宪的法律和法规，这样，要实现法治就无异于缘木求鱼。
最后，宪法至上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化过程，就是对人的价值不断发现、不断尊重的过程，是对政治权力及其资源的合理分配、控制与整合的过程。政治文明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民主与自由的确立与和谐。而宪法至上，实行宪政在许多方面显示了其作为最佳政治选择的种种便利。首先，它将政治文明的两个价值目标转化为法律话语并将其建立在稳固的宪法文件之上，使政治革命的成果得以保障。同时，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从而增强了政治争议解决的可操作性。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其主要的理念之一在于程序至上，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时代，这是解决政治力量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矛盾与纷争的。
三、走出人亡政息的周期律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朝不用那朝人”、“城头变换大王旗”等等，说的就是人亡政息。
1945年7月，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议员应毛泽东之邀，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考察访问，与毛泽东有过多次接触和畅谈。毛泽东问：“任之先生，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诚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成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力扭转，并且无法不久。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由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獗，艰巨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黄炎培以其洞观历史的气魄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难能可贵。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改变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张居正死了，万历皇帝把改革彻底废掉。都是典型的人亡政息现象。
依法治国方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说：不能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能因为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不仅要求国家机关的领导人执法、守法，也要求党的领导人执法、守法。新加坡前李光耀曾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因此，只有国家机关的领导人严格履行依法办事，切实做到依法领导，才能实现依法治国方略。
参考文献：
[1] 党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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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巴志鹏，朱修国.十六大以来党的重大理论创新[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4] 七个“怎么看”――理论热点面对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