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xxkjfw.com--1200字】
论文是一个汉语词语，拼音是lùn wén，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的1200字小论文(合集3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第1篇: 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的1200字小论文
摘要：自从分税制模式实施后，出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影响非常大，于是我国扩大内需，推出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很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开始迅速扩张，扩大自己的融资规模。然而这种现象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各地政府实施不同的项目，导致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政府债务风险严重。鉴于此，对政府财务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政府财务风险的对策。
关键词：政府债务;财务风险;防范对策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10-0111-01
引言
我国从1994年开始进行分税制改革，导致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统一，政府支出的责任变更非常频繁，但是没有相应的财力作为支撑。2008年，我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提出了4万亿政策，结合中央政府的投资计划，地方政府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融资。大规模的融资导致债务隐性化，债务风险非常严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防范各类风险。在风险防控中，政府的债务风险防控是重点，从而有效地预防金融风险的发生。
一、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风险
1.政府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符。自从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后，税种划分成中央税种和地方税种。地方的事权不断增多，导致地方性政府财政支出越来越多。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量非常大，政府需要更多的资金。地方政府为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他们每年都要融资，产生债务风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非常有限，受到中央强化房地产调控的影响，在转移支付环节中存在各类问题，不能结合地方政府的实际需求。在增量调节环节，地方之间的贫富差距非常大。地方政府的事权不断增加，但是财权非常有限。地方政府体制内的收入不能弥补财政支出，导致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增加，他们只能通过举债的方式弥补财政不足。
2.政府融资不够规范。政府在融资环节中，产生非常大的随意性。地方政府常常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但是资金还是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建立各类融资平台，在融资环节中产生盲目性和随意性。政府的融资运作效率不高，融资的成本非常高，导致政府投资效率不佳。在融资平台建设中，资金不足。政府会通过各类方式补充资金，通过挪用年度预算等方式，甚至出现虚假注资的方式。政府在融資方面，相关的管理体制存在缺陷，很多融资平台的建设没有相关的监督措施加以辅助，采用多头管理的方式。融资监督机制尚未建立，政府在融资环节中，缺乏法律和公众的监督，导致商业腐败的产生。
3.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不够健全。政府的债务管理机构不完善，尽管我国政府已经积累了很多政府性债务，但是债务管理机构尚不完善。债务资金使用不够规范，有些地方政府的债务资金不能纳入到预算管理环节，债务资金不能充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债务资金管理效果不好，不能进行全方位的预算管理。政府债务领域的信息不够透明，地方政府的融资情况不能及时地回报给人大常委，信息不公开，导致地方性债务的口径不能完全的纳入到预算管理系统中。债务管理的法制建设比较落后，不能结合债务管理建立法律体系。尽管我国制定了《预算法》等，对政府的举债行为加以约束，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投资还是越来越多，已经超过政府的财力。
二、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降低债务风险的措施
1.提升思想认识，强化债务管理。政府应强化风险认识，防止债务风险扩散为经济风险，要正确地认识债务风险问题，纵观大局，做到未雨绸缪。政府应树立忧患意识，认识到抵御债务风险的紧迫性，也要认识到政府举债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确保偿债有序。强化底线意识，底线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底线思维的应用，其与风险意识是相辅相成的，政府要在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高警惕。将国家法律作为“红线”，做好风险的防范准备工作。政府还要提升自身的法治意识，杜绝违法违规的举债行为。有些政府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法治意识比较弱，对于一些惩戒视而不见。因此，政府应树立法治意识，规范举债行为，维护法律的权威。充分了解政府职能的权限，掌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强化政府职能的转变，发挥市场这只无形手的资源配置作用。
2.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明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有效地抑制政府债务规模。结合权、责和利相统一的原则，各地区的财权和事权应得到明确，制定财权事权调整机制，形成完整和清晰的财权和事权清单，从而提升政府对于财权和事权改革的可操作性。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完善相关的改革协同配套方案，提升转移支付制度的可操作性。进行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完善债务监督考核问责制度。对考核的方法进行改进，抓住基础和发展的根基，充分发挥潜能，改善民生，促进社会进步。完善政府债务考核和问责制度，建立公共服务为中心的理念。在新政策背景下，完善债务监督制度，对金融机构进行科学的监管工作，有效地杜绝违法违规操作，强化责任人制度。对政府债券资金进行全面管理，明确责任主体和财务主体。提升债务信息的透明度，通过政府政务网站的方式，对债务限额明确，建立债务限额报告制度。通过财政预算的方式，对预算情况进行分析。
3.提升政府债务风险管理能力。建立政府债务管理小组，发挥其职能。对政府债务的借、用和还阶段进行监督，进行债务管理工作的指导，对于债务风险要实时掌握。当风险发生后，应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完善政府债务的预算管理工作，分别对政府债务收入、支出、付息和还本进行预算，防止超预算举债的发生。各地的人大应发挥审议作用，充分履行监督职能。提升风险化解的能力，在政府债务管理中，隐性债务管理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在债务管理中，要对各类风险进行评估，出具评估报告。有些政府债务风险防范能力比较差，风险防控机制比较落后。因此，要提升政府债务风险化解能力，抓住风险产生的主要因素。
结语
政府债务风险是重大风险的类型之一，因此，我国应有效地防范和化解政府财务风险，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同时，政府应提升债务风险的化解能力，树立危机意识。
参考文献：
[1] 秦一菲.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现状、进程与热点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9，（32）：137-138.
[2] 胡才龙，魏建国.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激励契约设计——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9，（5）：118-127.
第2篇: 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的1200字小论文
摘要：通过开展有效的政府审绩效审计工作，可以发现政府公共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助于促进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在把握政府绩效审计内涵的基础上，基于公共管理视角对政府绩效审计评价体系面临的主要困境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促进公共管理视角下政府绩效审计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公共管理;政府绩效审计;评价体系
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及发展对政府公共部门管理与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国家绩效审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公共管理理论下政府正在逐步朝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而这对政府的绩效提出了要求。同时，通过有效的政府绩效审计也可以形成对政府管理行为的有效评价、反馈和改进，最终促进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对于政府审计而言，绩效审计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绩效审计不仅会促使政府提升管理成效，还可以让公公资源创造更显著的物质与社会效益。在实践活动中，政府应依照自身特征与需求实施绩效审计，不断提升绩效审计的灵活性水平，不断丰富绩效审计的形式，采取恰当措施扫除绩效审计阻碍，提高政府管理的实际效果。
一、政府绩效审计的内涵
绩效审计是指拥有独立性的审计单位与审计从业者采用规范的审计方法，依照事先确定的审计要求和流程，站在客观的立场对审计客体的透明水平加以评判的过程，目的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改进其中存在的不足。对于政府绩效审计工作来说，关键是对公共资源运用和管理的科学性、实效性进行审计，在实施审计的过程中，应确保审计结果有利于政府单位管控公共事务，以提升公共资源运用质效和政府部门工作成效。政府绩效审计的目的应当是審核与评判政府工程和有关经济行为的实效性、经济性，在审计人员进行了审计以后可以向民众披露审计结果，以让立法部门、投资单位和投资个人、纳税人等对政府活动的运行成效和投入回报率有更全面地了解，在得到了客观的信息以后，可以在多方作用下，促使政府公共管理能力与成效得到提升。
二、公共管理视角下政府绩效审计评价中存在的主要困境
公共管理视阈下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其绩效如何会直接影响到公共管理行为的实效性。同时，从政府绩效审计评价的角度分析，存在一些困境。集中体现如下：
一是政府绩效审计标准机制不够完善。在政府绩效审计实践中，需要有完善、合理的绩效审计标准机制，引导审计工作、评判审计事实、评价经济效益质效。而如何审计机制不完善，则会出现无法全面地掌握审计客体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同时，由于政府决策与财政资金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无法进行定量评价，绩效审计的客体间有很大差别，在评价审计客体经济活动的质量、效率、投入回报率时，便会产生标准不一致的状况，之前的政府绩效审计标准机制内缺少规范审计活动的内容，审计结果难以及时反馈，无法对政府行为发挥指导作用。
二是政府绩效审计指标不够明确。政府绩效审计工作的开展，除了要具备完善的政府绩效审计标准机制，还应具备科学合理且明确具体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政府管理行为中，涉及项目的专款划拨领域众多，无法以单一的经济指标定量评价与剖析公共资金的运用效果与效率。在审计工作开展过程中，各个地区的政府绩效审计标准机制大多是自行选取，缺少健全、规范的指标机制。审计工作应当在既定标准下进行，让各部门运用相同的审计标准，才能提升审计结果的可靠性与客观性。缺少规范的绩效指标与审计标准机制较易导致绩效审计没有可参照的依据，这会对绩效审计的成效造成不良影响，致使审计结果的客观性受到人们的怀疑。
三是政府绩效审计存在特殊性。政府绩效审计是一种财务审计与效益审计相结合的绩效审计。其主要审计对象侧重的是微观经济领域的转向资金的效益，集中在财务成果层面，而对经济活动评价深度与广度等存在不足。政府绩效审计过程中，事后审计占据比重较大，先进的审计方法运用不够深入，对经济活动过程的控制和调节作用未得到有效的发挥，并影响了最终获得的审计结果对政府公共管理行为的反馈作用，政府绩效审计应有的监督和反馈作用未得到充分的发挥。此外，由于政府绩效审计制度层面不够健全，并没有从制度层面为政府绩效审计工作提供保障，审计质量得不到保证。
三、完善我国政府绩效审计评价体系的具体建议
在公共管理理论下政府正在逐步朝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而这对政府的绩效提出了要求。同时，通过有效的政府绩效审计也可以形成对政府管理行为的有效评价、反馈和改进，最终促进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为此，基于公共管理视角下，必须立足于政府绩效审计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促进政府绩效审计评价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因此，在分析公共管理视角下政府绩效审计评价体系面临的主要困境基础上，下文侧重探讨促进政府绩效审计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的具体建议。具体如下：
（一）建立明确的政府绩效审计评价目标
确定准确的审计目标，依据审计目标来选择绩效审计的有关内容与审计方法。政府绩效审计目标主要涉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合法性。这是实施绩效审计的立足点与落脚点，是开展其他工作的基础与依据，绩效审计的内容与所使用的绩效方法应当和审计目标保持对应，围绕审计目标展开。在确定审计目标的过程中，必须要整体考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合法性三者间的关系，科学对待这三者间的关联。审计内容与审计方法务必详尽，应当把审计目标和审计工作所面临的真实环境有机融合，确保审计工作顺畅开展。
（二）合理选择审计标准和审计评价方式
以审计目标为依据选择审计标准、审计方式，明确审计要求。科学的绩效审计还需有和审计目标相一致的恰当的审计标准与完善、对应的审计指标。审计标准是权衡与评判审计客体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准绳，是给出审计建议、出具审计结果的根据，在选取审计标准的时候必须要以审计目标为依据审慎选取，应当和审计客体进行交流，将国际通行惯例、国家公认保准、国家法制规章作为选择依据，审计标准应当同时具有一贯性与可比较性两个特点。 在政府绩效审计过程中，是否选择了科学合理且具体可用的审计评价指标直接影响到了政府绩效工作的成败。政府绩效审计指标确定是政府绩效审计的首要工作。审计指标应当尽量选择综合性比较突出的，有代表意义的。审计方略是绩效审计工作开展过程中依托审计标准进行实际审计，最终得到审计结果的方式，对于审计成效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在绩效审计实践中，可使用简易的审阅等有关方式，也可使用较为繁杂的、难度较高的数学论证等方式，只要能够保证审计目标的达成，审计工作者可依据本身的现实状况审计成本、审计能力等恰当地选取绩效审计方式。
（三）依据绩效审计结果得出审计结论并验证
依据绩效审计的整体状况初步得出审计结论。通过审计获知的整体状况是得到审计结论的重要依据，可通过审计调研了解审计对象投资状况、工程建设状况、日常运作中存有的不足等等，然而仅依据审计得到的整体情况形成审计结论是不客观的，有待于从其他方面进行验证。以审计过程中发现的代表性问题进一步验证审计结论。
通过调查所掌握的整体状况仅是在整体层面上形成审计结论，为增强审计的可靠性，应以审计发现的代表性问题为依据对审计结论进行验证。代表性问题是指和审计内容相关的，常常产生或者产生概率较低然而影响比较突出的问题。通过审计客体的管理体系、资金运用方式与运用结果、人才与资源的分配状况、问题解决结果等层面发现存有的代表性问题。经过对代表性问题的分析可验证审计结论的科学性、可靠性，提升审计工作成效。
此外，实施审计剖析以进一步补充审计结论。上述流程已发现了审计内容中待于改进之处，另外审计工作者还应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这同样是绩效审计不可忽视的环节，能够进一步补充审计结论。审计分析即发现问题，且基于已确定的审计标准，审计工作者依托自身实践经验与理论知识，对问题进行详尽的、深层次的剖析，明确问题成因，以补充丰富审计结论。
（四）总结和梳理审计结论，形成客观、公正、可靠的审计结果
在政府绩效审计工作中，审计结果必须要做到客观、可靠、公正。因此，应将各项审计结果进行汇总梳理，给审计客体出具可靠的、公正的、客观的审计结果。上述各个维度的审计结果单一来看均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全面体现审计客体的真实情况，唯有把这些审计结果进行综合，才能得到比较可靠的审计结果。然而综合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在对所有审计结果进行剖析的前提下把其视为一个整体，最终得到综合性的审计结论。审计流程合理完善、审计方法恰当科学，最后得到的审计结果才能客观、真实体现审计客体的真实状况。
结语
随着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工作的实施和深入，关于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初步成果。政府绩效审计评价体系是开展政府绩效审计工作的关键所在。为了确保政府绩效审计工作的有序开展以及其应有的审计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必须要高度重视政府绩效审计评价体系建设。在公共管理理论下政府正在逐步朝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而这对政府绩效提出了要求。同时，通过有效的政府绩效审计也可以形成对政府管理行为的有效评价、反馈和改进，最终促进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为此，基于公共管理视角下，必须立足于政府绩效审计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促进政府绩效审计评价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从而充分发挥政府绩效审计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乔雅婷，时现.基于SSM的国家审计机关绩效评价模型构建及应用研究[J].审计研究，2019（02）：25-34.
[2]张阳，蔡祺.政府绩效审计技术、执行和结果应用——基于“活系统理论”的分析[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7，14（04）：93-100.
[3]高宇.于服務型政府视角的政府绩效审计对策研究[J].中国内部审计，2014（11）：88-91.
作者简介：
朱建建（1979.9- ），女，汉族，陕西榆林，硕士，西安财经大学公共事业管理系主任，讲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第3篇: 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的1200字小论文
[摘要]自从新媒体迅速发展，我国网民规模大幅度扩大。文章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公开数据，探究普遍信任和政府信任现状以及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普遍信任同意度介于同意和中立之间，政府信任度呈现“央强地弱”的总体格局。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中央政府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地方政府。
[关键词]新媒体;普遍信任;政府信任;影响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政治生活与网络媒介密切相关，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可见，网民是民众的一部分，网民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意愿，体现强大真实的民意。而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是信任范畴的两个重要方面。在信任的测量上，人际信任属于社会信任的领域。韦伯（1995）将其划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以相同信仰为基础，也称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特殊信任以血缘或裙带关系为纽带，建立在自己所熟知的群体之上。而政府信任是民众对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持有信心的正面期望。因此，网民的政府信任度不仅能够反映民众政府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展现着社会整体信任水平和国家政府信任的未来趋势。诸多学者在关于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中，均一致认为人际信任特别是普遍信任是政府信任的基础，普遍信任可以作为解释居民政府信任的有效变量。且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网民获取信息方式多元化，网民能从微博、微信等多渠道更及时地了解官方媒体未能及时报道的事态发展与事实真相，可能更能客观、理性地看待政府行为。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关于人际信任与政治信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CGSS2015网民社会意识的调查数据，利用SPSS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以了解当前网民对政府信任的现状以及探讨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程度。
1文献回顾与述评
普遍信任是社会关系网络中重要的社会资本组成要素之一，长期以来深受国内外学者重视，他们通过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得出不同的结论。尤斯拉纳（2006）在研究中发现，政府部门之间信任水平会随着人际信任的下跌而降低，政府工作效率会随之发生影响，导致公众对政府信任度下降，即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产生正向影响。而Stolle（1998）认为，普遍信任会对自己所属的公共组织产生负向影响，即普遍信任越高，政府信任越低。同时，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如帕特南（2011）认为应该从理论上区分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二者可能不存在相關关系。
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将普遍信任作为解释变量、政府信任作为被解释变量来研究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如谢治菊（2013）在基于江浙和贵州高校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普遍信任的增强对政府信任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张海良、许伟（2015）在探讨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提出普遍信任程度越高，政府信任会随之产生正向影响。赵慧增、王思琦（2016）以西南交通大学为例，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与中央政府信任相比，普遍信任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程度更大。
相较于大量学者研究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部分国外学者认为信任可以分为政府信任和社会信任，两者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并将政府信任作为自变量，普遍信任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得出了相应的成果。什托姆普卡（2005）在对波兰的实证研究中指出，政府信任态势的提高促进了公众间的普遍信任。Rahn（1999）、Rothstein（2008）等认为，政府信任是影响公众信任他人的重要影响因素，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程度的提升，直接促进公众信任社会其他人。
关于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考察的因素各不相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社会经济、依法行政、社会治安状况等政府绩效发展良好会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进而影响政府信任度。（胡荣、胡康等，2011）从公众的角度来说，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展现了他们的互惠态度、社会网络和人际信任的结果，政府关注公民的要求，对行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公民的意愿得以表达，最终促进政府信任度的提升。（高勇，2014）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媒体对政府形象的塑造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公众更关注媒体，便更能多渠道了解社会事件各种观点，进而更能客观、理性看待政府行为，相应地会表现出更加信任政府的态度。此外，刘建平、周云（2017）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时，提出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因素和文化因素都会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卢海阳、郑逸芳等（2016）基于对我国16个城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引入公共政策满意度及对政府工作满意度后，政府信任程度表现得更加显著。
总的来说，前人对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存在争议性，并未有统一的认识，并且国内外研究以理论描述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较少。从政府信任影响因素来看，其潜变量还有待深入探究，学者大多从人口学特征变量、政府绩效论、社会资本论等潜变量来研究，可能疏漏了关于公众对公共政策等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并且，新媒体时代迅速发展，网民队伍不断扩大，媒体因素对政府信任程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国内外学者基于网民群体的检验较为缺乏。鉴于此，本文致力于通过CGSS2015调查数据深入探讨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2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定
2.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通过在互联网发布网络问卷对中国网民开展网络调查的公开数据。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取18周岁以上的中国网民，经过样本筛选，剔除含有信息严重缺失的样本后，最终所得样本容量为3730名，样本人口学特征如表1所示。 2.2变量操作化
本文所采用的变量的名称、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本文将政治信任划分为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选取问卷中的问题“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请问您多大程度上信任它们”加以测量，将选项“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网民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结果发现，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显高于地方政府，分别为3.01、1.97。且网民对中央政府比较信任比例最高，约占36.33%，这比地方政府多了20.43个百分比。可见，我国网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明显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这与谢星泉（2015）在研究政治信任结构与群体性事件中认为我国公民“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趋势相一致。
本文将普遍信任作为自变量，选取“在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进行数据处理，将选项“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网民普遍信任程度越高。结果发现，我国网民对普遍信任度介于“一般”与“比较信任”之间，约为3.27。如表4所示，网民普遍信任程度最高为“一般”，约占36.68%，其次为“比较信任”，约占35.98%。
朱春奎等（2017）认为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等社会人口属性因素对政府信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卢海阳等（2016）在公共政策满意度与中央政府信任研究中认为人口学特征、公共政策满意度等方面对政府信任有一定的影响。罗龙真（2014）在基于CGSS2010对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关联性实证研究中将教育程度、生活幸福感、社会公平感等作为控制变量，实证检验了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生活幸福感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选取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学历、职业等人口学特征、民主政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和时政关注频率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
3网民政府信任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为研究普遍信任是否对政府信任有正向影响，本文对网民的政府信任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1和模型2考察人口学特征、民主政策满意度以及普遍信任变量对网民政府信任度的影响，统计结果见表5。
3.1普遍信任的影响
模型1和模型2显示，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及民主政治满意度、主观满意度、时政关注频率等控制变量后，普遍信任在10%的水平上负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694和-0.248。这表明，网民普遍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低，这与现有的相关的实证研究相抵触，如张海良，许伟等基于数据CGSS2010对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关系的实证研究。由于研究群体的不同，选取控制变量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本文认为普遍信任度对政府信任度的负向影响的解释是：本文选取CGSS2015网民社会意识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新媒体背景下，网民更容易依托社交平台与他人交流，刚开始他们愿意选择相信对方，由于网络的虚拟世界存在很多动机不纯或者带有不良目的的行为，经过多起网络交友失范事件报道后，最终使网民趋于培养理性的信任态度，让政府信任度有较大的改变，由此对政府信任产生负向影响。
3.2人口学变量的影响
在模型1和模型2中，性别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系数分别为0.349和0.012。这可能存在的原因有：首先，这是我国“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的体现;其次，无论在劳动力市场还是政治参与中，性别歧视是常见的现象，这种刻板印象会直接影响公众对女性的信任和支持，长期以来女性便对政府产生较低额度的信任值。而年龄、政治面貌、学历、职业等其他人口学变量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均不显著。
3.3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
在模型1、模型2中，网民主观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度，但对中央政府信任度未产生显著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1.675和0.530。第一，公众在生活中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自身的幸福感更能表现出来，由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信任度，这与刘明明（2016）在对“社会信任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的结论相符。第二，地方政府保障制度的执行对公众基本生活以及权益保障有着较大程度的影响，而中央政府的提案等还需地方政府的试点以及真正执行，加之公众主观幸福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信任度，最终主观幸福感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更大。而民主政治满意度、时政关注频率均未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产生显著影响。
4结论与讨论
通过数据调查结果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信任状况方面，我国网民普遍信任同意度平均值为2.78，介于“一般”和“比较信任”之间，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显高于地方政府，分别为3.01、1.97，呈现“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
第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方面，普遍信任对中央政府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地方政府信任影响不显著。性别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网民的主观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度，而未对中央政府产生显著影响。其他控制变量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影响均不显著。
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选择在新媒体背景下考察网民的普遍信任状况，更具有针对性和新颖性。第二，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测量有无普遍信任协变量，其他潜在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结论证实了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度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了其他潜在变量对其影响程度的变化。第三，运用实证方法，为学术界关于普遍信任度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争论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本文尚存在以下研究不足之处：一是本文研究数据样本局限于中国网民群体，未来可以扩展到我国公众，进而从更大的研究范围得出的结论更具有适用性和全面性;二是对政府信任的回归模型中可能还存在其他潜在变量，未来可以全方位深入探究关于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波兰]埃里克·尤斯拉纳，著，张敦敏译.信任的道德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Stolle，D.BowlingTogether，BowlingAlone：TheDevelopmentofGeneralizedTrustinVoluntaryAssociations[J].PoliticalPsychology，1998（19）.
[3][美]罗伯特·帕特南著，刘波，祝乃娟，张孜异，等译.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谢治菊.大学生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成长之关联研究——基于江浙和贵州高校的实证调查[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3（04）.
[5]張海良，许伟.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基于数据CGSS2010的实证分析[J].理论与改革，2015（01）.
[6]赵慧增，王思琦.研究生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关联性实证研究——以西南交通大学为例[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1）.
[7]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
[8]RahnWM，BrehmJ，CarlsonN.Nationalelectionsasinstitutionsforgeneratingsocialcapital[J].CivicengagementinAmericandemocracy，1999：111-160.
[9]RothsteinB.Socialcapital，economicgrowthandqualityofgovernment：Thecausalmechanism[J].NewPoliticalEconomy，2003，8（1）：49-71.
[10]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J].社会学研究，2011（01）.
[11]高勇.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模式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4（05）.
[12]刘建平，周云.政府信任的概念、影响因素、变化机制与作用[J].广东社会科学，2017（06）.
[13]卢海阳，郑逸芳，黄靖洋.公共政策满意度与中央政府信任——基于中国16个城市的实证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6（08）.
[14]谢星全.“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群体性事件[D].西南交通大学，2015.
[15]朱春奎，毛万磊.政府信任的概念测量、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3）.
[16]罗龙真.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关联性[D].暨南大学，2014.
[17]刘明明.社会信任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6（01）.